10月cpi上涨4.4%，创出25个月新高。其背后是今年以来各种商品价格纷纷上涨。11月19日，央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是自10月11日以来第三次上调准备金率，此外10月20日还有一次加息。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十六条”稳定物价措施。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的一大热点。
国内流动性过剩是物价上涨主因，早有预期
记者(以下简称“记”)：
对于今年以来商品价格纷纷上涨，有人归结为四大原因，一是货币发行过量；二是临时性因素，如灾害天气导致蔬菜价格上涨；三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四是热钱炒作。新浪网一项调查显示，64.7%的人认为原因是通货膨胀，其次是游资炒作(28.0%)、物品供不应求(4.8%)等。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李铁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以下简称“李”)：各种因素都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货币供给过多。2008年底以来，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供给的货币比较多。总体上看，我国大多数商品不存在供给不足，社会上流动的钱多了，价格自然上涨。当然，还有一部分浪费性消费因素，如很多商品包装过度，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价格。
实际上，当初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就有物价上涨的预期。从应对措施看，政府显然也认为货币供给过多是物价上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记：不少人认为这轮物价涨价并非坏事，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不久前就发表博文说，“内地农产品涨价是好事，而蔬菜之价急升是大好特好”。
李：很多事情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这得看从哪个视角来看。经济要平稳发展，必须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人说，这次农产品涨价对农民是好事，但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济南时报》不是刚做了菜价“最后一公里”加价最多的新闻吗？从这个角度看，“大好特好”要打折扣。
记：这轮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吗？
李：我刚才说了，货币供给过多是这次物价上涨的引擎，从2008年底2009年初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就有了预期。宏观经济调节有三个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能带来高就业率，但也会带来通胀，这是必然的。当初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保增长和促就业，可以说目标已经达到了。但这种临时性刺激经济的政策，更容易导致通胀。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长时间保持这三个方面同时稳定。
通胀并非恶性，国内环境利于调控
记：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cpi上涨4.4%，但很多人的感觉是物价上涨幅度要超过4.4%。为什么数据和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会出现差异？
李：4.4%可能有被低估的成分。物价上涨有自然的经济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以农产品为例，人为的因素不小，很多企业也以农产品涨价为借口涨价，但这并不代表商品紧缺和价值上升。我觉得出现差异有人为因素存在的原因。
记：当时，国家统计局否认进入全面通胀。3%是国际公认的通胀“安全警戒线”。你认为我国的通胀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最近不少人认为应该提高“通胀容忍度。”
李：作为新兴经济国家，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中国高一点是正常的。通胀好比噪音，你坐在汽车里，速度快了，噪音大一点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在3%的基础上，增加1%到2%，是可以接受的，可能超警戒线一倍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但是，目前的通胀值得高度关注。
同时，我认为这次通胀并不是恶性的。通胀分很多种，需求推动型、成本推动型等，我国这次并没有出现供给和需求同时短缺，物价虽然上涨了，但部分产品还有过剩，这意味着物价上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今后供需会逐渐平衡。因此，我国这次是结构性通胀，并不是很可怕。
记：不久前，美国刚实行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很多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也相当宽松。有人认为，全球流动性泛滥直接导致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并传导到中国。
李：全球流动性泛滥是事实。但传导到中国，首先应该体现在资本品上，如股市等，传导到消费品比较慢，也不明显。再说，国际资金也有严密的监控，不会轻易动食品。
我们注意到，这一轮商品价格上涨，以消费品最为明显。所以我认为，cpi快速上涨，有国际流动性泛滥的因素，但不是最直接的因素。
不过，国际流动性泛滥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治理通胀，国际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记：国内环境呢？
李：是有利的，好的，原因和表现比较单一，主要原因是当初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一次调控，可以同时对进出口、房价、物价等很多方面产生作用。目前情况要比2008年底、2009年初好很多，当时有的指标上升，有的指标下降，调控难度更大。
行政监管有必要，收紧货币是应对通胀良策
记：最近国家出台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我们发现，一些人士对于采取管制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表示，行政干预价格的手段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管制，他呼吁政策制定应该放弃随意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回归亚当·斯密的传统，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李：是完全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力量，这是在经济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有的人说要完全市场化，也有人认为市场很多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国际上在讨论，国内也在讨论。美国金融风暴的全面爆发，引来了更激烈的新一轮讨论。
实际上，市场机制都是人来设计、制订的，我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在特殊的时期，政府采取调控甚至监管措施，还是完全有必要的。就好像一个人病了，自身确实会有抗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如果超过一定界线，就必须医治。
记：你赞成我国采取的稳定物价的措施？
李：适当干预供给，预防物价过快上涨，还是有必要的。我刚才也讲了，目前我国的通胀还没有恶化，虽然都感觉物价在上涨，但大部分人的生活还没有从本质上受到影响，当然中低收入人群受影响比较大。所以，我认为，监管要掌握度，不能用力过猛。
记：最近一个多月，央行三提存款准备金率，一次加息，对于收缩货币政策的做法，我们发现，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资深财经评论员钮文新就认为，资本管制可以对付“热钱”，却对付不了输入型通胀；用紧缩货币的方式去治理输入型通胀，等于是“任由美国造孽我们买单”。他认为我国应该同步放宽货币政策。
李：从经济理论上说是对的。央行加息，必然会使人民币升值，我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会贬值；另一方面，“热钱”会涌入，又会推动通胀。任何一个经济政策工具都是双刃剑，带来的不会全部是好的作用，也能带来负面作用，我们把负面作用称为政策成本。所以还需要其他政策配套，比如加强外汇管制。
记：这么说，你认同收缩货币政策的做法？
李：推出政策前，要先对这轮通胀的原因进行评估。刚才讲了，如果资产价格上涨，通胀才是外部因素导致的，而我国现在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因此，我认为，这轮cpi上涨，外部因素相对小，内部因素相对大，也就是说，主要是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导致的。
倾向提高准备金率而非加息，财政政策是双刃剑
记：现在又传言要加息。三次提高后，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创新高。在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上，你更倾向于哪种办法？
李：我倾向于提高准备金率。对于收回货币来说，提高准备金率的效果要比加息更好，而且更快。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我国老百姓有节俭的习惯，很多家庭拥有大量的存款，加上投资渠道少，民间大量的钱就像关在笼中的老虎。必须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消化掉一部分。相比而言，美国很多人的资产是负的。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产业之间的收益率很不平衡，某些行业的收益率畸高，他们对利率的敏感度不是很高。美国利率升降比较多，很少动准备金率，因为美国的产业均衡度比较高，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收益率都不高，且很透明，大家对利率都很敏感。
记：最近，很多人提到应提高通胀的容忍度。
李：通胀的目标应和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结合起来。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可能会有所降低，cpi目标也不能太高。两者的距离越大，未来调控的余地就越大。
记：对于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来说，高通胀意味着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因此，有人就提出，财政政策也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政府应在减税、补贴等财政政策上多作为。钮文新也认为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托住中国经济增长，以财政增加的收入补贴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我们注意到，在“十六条”中，就有发放补贴等财政措施。
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调控的效果是最好的。但财政政策也是双刃剑，我认为现在不好出手，弄不好会帮倒忙，应认真研究。比如，财政补贴等于增加货币，从流动性的角度考虑，与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是相反的。
补贴是有必要的，关键看怎么补。我国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应通过财政手段进行二次分配，拉平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这是大方向。对于消费补贴，我认为对商品补贴意义不大，应该对人进行补贴。根据不同人群的收入，实行差异化补贴，补给真正需要的人，对价格敏感的人，比如低收入人群，这样可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