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智库”悄然转型-五张牌斗牛牛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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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智库”悄然转型

发布时间:2010-07-31 00:00:00 发布来源: 作者:

  当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挑战时,软科学正成为新的较量场,那些从前被认为是“务虚”的东西,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7月20日,被外界称之为“山东第一智库”的山东发展研究院正式登台亮相,引发了外界的诸多联想。山东大学、山东省社科院等这些昔日科研院校的深宅大院,已成为激烈竞争的前沿。

   中国智库“朝大野小”

  被誉为“中国第一智库”的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曾说,“我们现在是在大海上,不缺划桨的,不缺掌舵的,缺的就是那个爬到桅杆最高的地方,拿着望远镜看的人。”

  那个站在高处远眺的人,就是国人对于“智库”的期待。“智库”(think tank)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也称为智囊库、思想库。世界著名智库机构之一的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说,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2009年7月,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军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并高调召开“全球智库峰会”。这一被国人称之为“中国第一智库”的诞生,使得2009年被称为中国智库“元年”,并预示着中国智库建设将迎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说,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朝大野小”,95%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发展不起来,而官方智库很多沦为“政策宣传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储备性”意味着要跟现行政策有区别,但这是许多作为“政策宣传者”的官方智库难以做到的。

   “智库”转型侧重应用

  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的成立,使得略带神秘色彩的“智库”,一下子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外界以“智库”的名义重新打量省委、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山东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以及山东社科院这些为山东最高决策者服务的“外脑”时,他们的转型已在悄悄进行。  

  山东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华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华东六省一市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表示,“山东省社科院在之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基础上,加强了应用对策研究,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目前,山东省社科院有直送省委省政府的内部刊物《呈阅件》和《科研要报》,每年定期发布的《山东经济蓝皮书》、《山东社会蓝皮书》以及《山东文化蓝皮书》,并不定期为省委省政府、各厅局以及地方县市进行咨询服务。

  同时,在山东省近年来的多项重大决策中,也都能看到山东省社科院的身影,“半岛蓝色经济区重大战略的确定,就是脱胎于我院之前做的‘海上山东’的论证;同时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世博山东馆规划等重大决策中,都有社科院的智力支持。”张华书记说。

  “只有‘有为’才会‘有位’。”承担过多项国家、省级咨询研究项目的山东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感慨。

  一份“智库”报告的出炉

  在外界眼中,“智库”做出的决策分析报告,往往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实际上,报告的出炉更像一次计划周详的科学研究。

  “我们所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山东老龄化问题及其应对措施’,”26日,山东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是为山东省制订十二五人口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项目是今年3月份申请并正式立项的,同时也成立了课题组团队。”崔树义介绍,“这项研究的第一项工作是做数据分析,因为是十二五规划,是以5年之后的人口规模为基础,所以需要测算出5年之后,山东会有多少人。”

  这样的测算需要耗时2到3个月,以现有的人口数量、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为基数,生育率、死亡率为系数,再考虑地域、经济、环境等变量,最终得出山东未来十二五期间的人口状况。

  “得到了面上的数据,接下来会是具体点上的获取。” 崔树义说,“目前,研究团队的研究院已经陆续到全省各地进行调研。从各地选取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样本,对他们的经济供养、养老需求、医疗条件甚至精神需要进行座谈和问卷调查。再与我们之前计算出的数据进行印证和修订,最终形成报告。”

  崔树义说,这个报告将会对未来山东的社会保障、养老以及生育控制方面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作用。

  这样的一项智库报告,将会耗时半年。但在崔树义看来,这样的研究,仅仅是一次最为普通的智力工作,“有时候报告需要在2周内完成,还有的甚至只是一次简单的座谈和咨询意见。对于决策者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报告的文字,而是思想和观念上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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