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安杰
有些人物,你不能不写。记录他们,记录他们真实的思想和形迹,是一种历史责任。有些人物,说他们改写了历史,可能有些夸张,但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一批人是在创造历史。
徐显明,自2001年9月29日至2009年2月19日,7年又140天,任职法大校长共2275天,用他自己的离别感言形容,可谓“百感交集”,有太多不舍、留恋与遗憾。
如今,徐显明在山大任校长已经一年有余,由他编著的追寻大学之道——《法大任职演讲录》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厚德、明法、格物、致公”作为四个篇章的演讲录,让我们重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也真实领略他的“大学校长”之悟。
有人说,徐显明不像个官员,他这个校长,不同于其他大学的校长。
徐显明本人认同这个评价。
“当官儿?一个大学校长也是官儿吗?大学校长非官非吏,但他应是王者。官员可以与学生在食堂同吃同乐吗?有官员讲话不用他人写稿子吗?有官员讲话不用念稿子吗?思想者和理想主义者比较符合我的实际,思想之王和理想主义者的特点是从不阿从权贵。”
有人说,徐显明是个改革派人物,他走到哪儿,哪儿就要发生变化。他说:“改革不是折腾,改革的底线是不能把优良的东西改掉,同时也不能使现实进行的改革成为未来改革的对象。临时起意的,没有计划、没有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外界的某种所谓的关注而采取的行动,那不是改革,是折腾。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预告式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且经过了民主的程序,这不能叫折腾,而应称改革。说我是个改革者,我尚可接受,但在道德、伦理、传统与价值领域,我比谁都保守,在这些方面,我可能是守成者。”
有人说,徐显明在法大期间抛出的追求公平的招生政策得罪了北京市的领导,因而法大的新校址一变再变,以致于建设新法大成为空想。
徐显明觉得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牵强。
“得罪北京市的领导?有点儿太小看人了吧。自2001年后至今,政府划给一个大学千把亩地,尚未有过。法大没有得到合适的地皮,只能说与北京市的规划和国家的土地政策有关,也与大学缺乏公关手段有关,与招生政策毫无关系。”
记者问他,那您是如何看待外界的评价呢?
徐校长淡定地回答:“孟子曰‘自凡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我按别人的评价来做事我还能做什么?”
徐显明,一个富有立体感的人物。说他是个能创新的人,他觉得只说对了一半；说他是改革派,他也不十分认可,他自己坦言,最崇尚的境界是做一个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学者。做大学校长和立法者都是学术的衍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