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写实模样的作品铺天盖地，刚刚获得的艺术方法被迅速遗产化，连思想的散沙都被“日常生活” 的琐屑所掩埋，似乎只顾呈现便可万事大吉。近些年来，善于急速抛舍、乐于翻盘的文坛，借助“底层文学”的勃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仿佛都在写思想、找思想，甚至以脱离世情的真切性的假想故意做作，满纸思想简单化、孤立化、醒目化的迎合文字令人厌倦，暗、恶、丑、怪、泄愤斗狠成了“思想”和“深度”的标识，这一类“思想者”形象瘦骨嶙峋、面孔扭曲地招摇过市；我们很难领略到能够丰富我们对人和世界的多重感应的思想，出现了普遍的思想焦渴。这个尖锐矛盾折磨着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创作普遍缺乏能够有机地寓于文学的思想。
对重大、沉浑、震撼以及性别奇观的追求和倡导，导致一种偏执的写作观念，即要成为大作品必须要有巨型的恶，它生长惊心动魄的恨与仇，仿佛那才是重大的、深邃的、有分量的。这种观念（而不是思想）让我们见识了无数实际上是肿大、浑浊、空喊、怪异的废品像泥石流一样倾泻到我们的文学场。诉诸健全人性的艺术理想似乎被攀高求大的气势汹汹的疯狂劲给撕扯得面目全非。于是因为流行不爱，“爱”就被指为“矫情”、“虚假”；因为流行残酷，“温情”就被指为“浅薄”、“造作”。爱感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当的爱，更是创作能力与文学思想虚弱的表征。正常的善意，情感上的爱与痛惜，人们以及人与其他生灵之间暖老温贫，相怜相携，互通音讯，彼此体恤，好像这就一定是格局小的、思力浅的、分量轻的。它不是“批判”，因而也没有夸张的动作于是难以醒目，没有放大音量的“罪与罚”于是响声相对微弱，对热潮中的日常人生并不构成鲜明的针对性，因而似乎就是没有多少“思想分量”的——这一认识误区，使得似是而非的“思想性”成为唯上之维、独尊之维，严重遮蔽了当代文学思想的综合建构。
作家曹文轩说过：“难道仅思想一维就能判断作品高下了吗？艺术呢？形式呢？姑且抛开形式不论，一部好的作品，其维度也不当是一项，还有审美之维、情感之维等等——难道这些维度其价值就一定比思想之维低吗？就布鲁姆所指认的‘正典’来看，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大师们之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们能将各种维度均衡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思想之维的过分强调，容易造成文学综合维度的失衡。
文学创作不能不和现时代发生关系，但是，只要文学是要追求不单一的人世情态所潜隐着的内容——人心的繁富、追忆的驳杂、情感的丰饶、人性的幽深等等——它就很容易不那么被驯服，并必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境和精神流向之间构成或隐或显的紧张关系。老现实主义注重表达被刺激的人成为被物欲金钱所奴化的异化之物的命运，我们今天的新人文因素，借助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对现时的质询或许可以从永长不变的人世间的魅性和人心的魅性找寻中来体现，但是，更多的已有创作现象则是以写实的饱胀反照文化精神的脉象的虚弱。呈现、想象、回忆和感受，与现世给定的秩序及表征发生质询和逆反的关联，构成文学写作内在的或者形象与故事背后的动力，对现实的精神参与也就自然包含其中。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历史的急匆匆往前奔跑的脚步相比，精神漫游的愉悦与生命沉潜的哀乐等等的书写，像是有所克制的悠缓平静的洄游。
文学的人文性思想力度正是通过人心的撕裂感和对内心隐秘的充分挖掘来实现的，对于具体的人和广大的人类而言，相比于对“历史车轮”的摹画，对不可清晰把握的浩茫心事的精微勾勒和细致揣摩，更能体现永恒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归为最简单的东西，即人与人的人文境遇，不外乎时间/成长、空间/境遇、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等等，于此，“生”、“死”、“爱”，这些其实是恒常的而不是日新月异的主题，便自然而然地而不是孤立地包藏在文学思想中。
文学的最终指向，便是通过作为人存在的境况和质量的多维探索，实现健全的人性化生存，从而让人在心中对真、善、美保有诚意。我们常见的是，将终极诉求任意放逐，把过程性的堆积当成结果——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特质。
所谓“思想”，大都是古已有之的与健全人性的建构相关联的人类通识，尤其在文学领域里，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思想性的界域，尤其是要更加谨慎地谈论思想的创新，我们从阅读经验与思考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真有所创新，也往往只是对已在的思想的形式、思想某一侧面的呈现形态，我们能够以艺术的敏感予以独到的表达。
既然是从文学范畴呼唤思想性，无疑思想性寓于文学性之中。我们所要的思想，是文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学的，是文学性前提下的思想，是文学形态的思想。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性”一旦作为工具论的借口，文学将出现可怕的贫白。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不然，概念化、主题先行、片面突出现时性思想而忽略整体艺术品性和丧失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倾向，这些曾严重妨碍新文学经典化进程和生硬阻隔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因素的存在，会与今日中国应有的精神形象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