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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传统 阐发幽微

读《有礼如仪: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有感
发布时间:2024-08-29 10:19:00 发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士闪

礼仪在规范社会行为、构建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提升道德素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生礼仪的历史传统、文化知识,以及仪式的过程、器用、服饰、空间、角色等,有着丰富的内涵。萧放等著的《有礼如仪: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即以人生礼仪传统为研究对象展开探讨。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成果,是一部研究与思想并重的人生礼仪传统文化史,其中既有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人生礼仪实践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又有对传统人生礼仪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所探讨人生礼仪对重新建立礼俗社会的知识系统、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有礼如仪: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萧放等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在该书“前言”部分,作者对于处在旧学转入新学过程中的学者之于礼或礼教的矛盾心态的一段揭示可谓精当:“处在旧学转入新学过程中的学者,其身心承受着文化转变的阵痛,一方面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体系影响之下突破中国传统学问方式,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寻求中华文明出路的现实关怀。”于是,在这些学者中间,就有了对于礼或礼教的相互对立的评价,甚或走向两个极端。如在吴虞等人看来,传统礼仪是旧社会、旧道德的象征。梁启超则将礼治视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钱穆更是景仰中国传统智慧,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必然要以传统为基础,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礼治秩序”说,认为礼是中国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在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关联着传统中国社会整体的基本特征。显然,在他们眼中,礼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轴,且与中国社会形态具有同构性,因而成为其“学以致用”的共同焦点。不过,受到民族危亡的现实压力,他们无暇作更精细的辨析与论证,往往将传统中国与礼相关的礼制、礼治、礼教、礼仪、礼意、礼义、礼俗等统而论之,并不注意区分其话语形式、社会事实与政治征用等不同层面及其社会弹性。就此而言,萧放教授团队聚焦人生礼仪传统及其重建,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毋庸置疑,传统中国自有其社会气质,从来是讲究瞻前顾后、上下贯通、左右平衡、三思而后行的,特别注重历史根脉的留存与存续。比如,在文化上不强调绝对的二元对立,在城乡关系上则讲究对接与勾连的互补关系。正是基于对乡村价值的推崇,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才趋于稳定,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才均衡而有效。事实上,无论是稻作、麦作还是渔业、游牧等劳作模式,都是需要社区协作的文明,环境共生、经济共益、技术共享与生活互助、伦理共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建构起相对稳定的公共传统与价值系统,这是中华文明较为稳定的深层文化结构。再如,传统乡村发展是非常讲究公平的,乡村内部有竞争、纠纷、博弈,但在传统伦理的框约下,一般都指向一种“有底线的竞争”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时间磨炼的智慧体系。礼仪系统代表着乡村社会发展的目标、过程与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乃至未来社会中,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向传统乡村社会借鉴智慧。

  作者长期坚持跨文献与田野的研究,对于民俗学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思考。这种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社会事实,探讨礼仪如何传承实践、如何制度化与世俗化、如何成为关乎世道人心的文化基底。基于此,该书倡导当下传统礼仪研究需要民俗学的视角,要更好地理解民间社会、日常生活,需要突破以往的学术话语,回到思想史重新理解礼俗等本土概念,关注礼俗互动,这无疑是深中肯綮的。

  颇值一提的是,该书在辨析传统、阐发幽微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精彩的田野个案。这些个案深描所蕴含的学术生命力,可能比理论思考的影响更久远。如在第五章“祭祀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中,关于山东中部莱芜地区的家族祭礼述论很是精到,不仅在个案深描中体现了家族祭礼从历史到现在的“结构过程”,而且在南北比较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家族祭礼的建构机制。如在华南地区,在家户内设置神龛安放祖先木主,表示逝者与生者同住家屋;而在山东人的观念中,祖先是住在坟墓里的,祭拜祖先要到坟地,或是将祖先从坟地“请”回家中供奉。不过,在看似差异颇多的祭祖仪式中,更有异中之同。比如,二者都讲究“敬如在”,而且在族谱叙事(“三或五代单传”)、始祖与中兴之祖的选择及牌位设置等方面,都遵循着大致相似的原则,这不仅彰显出国家政治对于民间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可以看出基层精英如何运用历史记忆,在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地方社会之间建立关联,并在与时俱进中发挥社会建构能力。事实上,不仅是民间祭祀礼仪的传统,该书所专题论及的诞育礼仪、成人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仪等社会传统,也均在古往今来由精英组织、民众共同参与的文化创造实践中,彰显出国家政治对于民众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积极认同。该书不少章节可以视为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与村落民俗志的家族研究,这两种学术范式的较好结合,具有一定的学术示范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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