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工作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重要对外窗口，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着力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推动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走向世界，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中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力量。
悠久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开展国际传播取之不尽的资源、坚实深厚的底气。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入世有为的历史特质孕育了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繁荣，同时也以开放包容的时代品质契合了走向未来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弘扬儒家思想文化，将为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消弭文化隔阂、增进互信互利搭建起一座文明沟通的桥梁。
近年来，山东社会科学院立足山东省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拓展更广泛的文化对话交流渠道，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走向世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普及和国际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尼山世界儒学高峰论坛、尼山儒学对话会、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等，正日益成为山东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展现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体现儒家思想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推动儒学世界化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彰显了中国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作为与创新实践。
革故鼎新 拥抱时代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尼山儒学对话会学术综述
杨传召
2024年7月11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平行论坛尼山儒学对话会在山东曲阜圆满召开。本次对话会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济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山东省文化“两创”研究基地、《国际儒学论丛》编辑部、济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承办。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当。对话会以“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为主题，积极探寻在思想文化繁荣、全球化发展基础上，作为世界主要古老文明代表之一的儒家文明如何重新乃至更好地介入现代世界这一关键问题。本次对话会在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
重审儒学思想传统
以重审促成重建，本身即为中国儒学、中国思想史也同时是世界哲学最重要的致思路径。在主观上，要不断破除当下学术发展的习焉不察之惯性；在客观上，强调利用新出土文献与新的被纳入文明互鉴视野的内容、视角与方法。从对哲学与思想的源头性问题与概念、原典性文本的重新审视出发，可以开辟全新的视野和道路，本次对话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点探讨与重要推进。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习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泽波对儒学总体的发展脉络做出了“一源两流论”的新阐述，并对这一分析逻辑提出“三分法”的新认识视角。三分法源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要素划分为智性、欲性、仁性三大部分。以三分法而非两分法对儒学发展脉络进行新的判定，突破了西方长久以来理性与感性两分思维模式的束缚。从三分法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可以将其概括为“一源两流”的发展脉络。“一源”即先师孔子，其思想内部呈现为智性、欲性、仁性的三分结构。“两流”指由“一源”分别引出的仁性之流和智性之流，前者以孟子及后来的心学为代表，后者以荀子及后来的理学为代表。双方皆有贡献，同时相对于先师孔子亦皆有所失。
在当下提出“立法三分、聚合两流”，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层面，更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一方面，对于儒学自身发展，有助于重新聚合孟荀两流，建构仁性与智性双全、伦理与道德齐备的新儒学理论模型；另一方面，可以以智性、仁性的辩证关联为轴心，对西方的“休谟难题”、启蒙运动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形成新反思，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新问题贡献儒家特有的智慧。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客座教授、原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语言暨文化研究学院教授伍晓明认为要重新审视孟子“四心四端”这一儒学的关键议题。他认为，孟子之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四心”理论，强调仁、义、礼、智的内在性和道德责任，并且这一表述的语序并非随口的安排，而是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仁义为先，礼智在后，礼、智是对于“事亲”“从兄”等体现着仁、义的行为本身的自觉的“事后追认”，礼、智实则是对仁、义有意识的认识、肯定、节制和修饰。
进一步厘清“四心四端”的内部结构问题，能够回答人类的“思想”来源及其责任与动力的问题。从道德责任的角度，我们可以推导出直接启迪当代人行动的道德力量。恻隐之心所描述的即人之根本的怜悯之心，推动了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的产生；羞恶之心则促使我们切实行动起来，并不断地反思和改进自身的行动，履践自身的道德义务。
透过这一分析，能够理解儒学认识世界和与世界互动的逻辑基础是超越血缘的道德性。身边的他者与自身的互动关系，引起了“我”对于一味追求占有与权力的自发性的质疑，从而唤起自身所具的人之“四心”，并促迫自身反思是否自然地拥有优于他人的权利。由此，一种超越血缘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德境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类持久和平才成为可能。
探索儒学“两创”新路径
在本次对话会的议题设计下，多位学者更加直接地将古老的儒学传统置于当代文化、当代世界问题的大背景中加以考量，提出儒学在当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原校长祝家华认为，要重视“商统”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他结合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地区的当代履践，提出需要从“第三期发展”的历史定位的高度来认识儒学在当代世界转化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开辟出儒学的当代新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视儒家思想在商业时代对治商业资本、资本主义弊病的功效，以仁统商、以义摄财，使商业与“经济”回归“经世济民”的初衷。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儒家传统之“内圣外王”学说，由儒学旧的“内圣”学说开辟出符合时代新变的新的“外王”路径。儒学的“内圣”作为一个开放的道德主体，需要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吸纳新的知识及新的诠释来理解道德主体是何种主体、良知良能在实践上可能呈现的能量状态、良知如何自我“坎陷”开出新外王等问题，以及新内圣的道统（道德主体）如何与新外王的政统（政治主体）、学统（学识主体）及“第四统”的商统（经济主体）产生互动，进而推动一种体系完备、适应时代的当代儒学新形态的诞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赵法生认为，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守旧教条，它本身内蕴“常道”与“变道”的张力，因而具有既符合人性与道德所需又不断革新以适应新变的前进动能。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当代的市场经济或是民主法治并不忽视或拒斥道德上的追求，道德修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反而更加重要。当代世界呼唤新的“轴心时代”来反思“现代病”并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寻找方向，其中儒学的作用不可轻视。
此外，对话会上多位专家共同指出，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关成果认识与阐释儒学传统命题，也是实现儒学当代更新不可忽视的途径。例如，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强调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对治当代社会科学过度专业细分、过分专业主义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真正将社会治理与人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与研究。
本次对话会在“探索新路”与“重审传统”两方面的共同推进，本身即是儒学“与时偕行”精神的重要体现。儒学古老而人文日新，正在于一代代学人在古圣先贤的感召下躬身入局，直面当代的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需，为学术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探求新路。而这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突出的创新性能够实现统一的具体逻辑与典型体现。
儒者典型个案探析
儒学是学以成人、学为君子之学，从先师孔子开始，无论是个人的进德修业，还是现代的学术研究，儒者个案的研究探析在儒学研究中始终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以朱熹、戴震、韩国儒者李退溪、越南儒者吴时任为典例，本次对话会从诸先贤的个案入手，使得不同时代儒者以个体切实的生命体验或道德践履为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儒学研究提供了宝贵镜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教授胡明辉以戴震的“通儒之学”这一命题为核心，提出了研究戴震思想的新历史书写方法，强调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达至一体的特殊地位，进而指出戴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思想“现代性的起点”。从戴震的独特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出发，胡明辉认为，戴震生命中的四个重要拐点与其思想建构之间具有可追溯的关联性，特别是全力发展其个人所归纳建构的“通儒之学”的阶段。通过对戴震思想的新解读与新定位，我们能够透过个案研究初步建构一种解读中国思想史范式转变的新学术话语，摆脱传统标签的限制，展现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解光宇从朱熹与李退溪两位先贤的角度探讨了对心学的不同评价及其意义。通过二者对于心学的不同态度，揭示出理学与心学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根本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对后世儒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朱子与退溪批判心学的同时实际上也是自身吸收和扬弃心学的过程，并以此推动了性理学的发展，体现了儒学内部的动态交流与生生不息的学术创新。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翠玉介绍了吴时任在变乱时代作为一位儒者的选择与坚守。身处18世纪的越南，吴时任在动荡的时代中灵活应对，他的政治选择与生命关怀体现了儒家易学中“时”的精髓。他的经历与选择反映了越南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成熟以及儒家思想在越南的深远影响，亦为越南历史上的政治民主传统奠定了基础。
回应重要时代论题
本次对话会中，与个案研究形成对照的是学者以具体议题尤其切中时代要害的论题为核心的讨论，同样对于本次“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的话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在和平问题、当代生活方式、“第二个结合”等议题上，多位学者形成了集中的思考与研讨。
关于“和平”这一亘古常新又在不同时代遭遇不同挑战的重要话题，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李润和从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出发，提出儒家思想中“天下归仁”与“平天下”的理念对于当代“共同体和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平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儒家“天下归仁”的实践及其公共性，透过个人道德自觉和伦理实践，特别是“克己复礼”的实践，可以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秩序的和谐。同时，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自由意志和责任意识，以及执政者的德治和公正政策，能够达成“平天下”的理想和共同善的实现。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院长黄文斌提出，当代世界的经贸冲突、政治冲突乃至军事冲突日益突出，这是由权力与欲望主导的对全人类福祉的破坏。儒学强调从个人与内在世界做起，在实践中不断养护自身的善性，扩充善性的“同心圆”的影响。
在以儒学反思与改进当代生活方式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着重发掘了推进“中医生活化”的必要性及其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医生活化”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增进全民身心健康。通过对历史上的儒医现象和医易思想的研究，能够看到儒家思想为中医学提供了哲学根基和伦理道德理念，促进了中医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在当下积极主动继承传统推动“中医生活化”，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种中医文化学的研究新范式。关于“中医生活化”的可行性推动路径，至少包含挖掘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交融内容、探讨健康养生文化的转化发展路径、建设传播平台和培养传播队伍以及推进中医药老字号融入生活和规范相关产业发展等内容。
韩国釜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宗模认为，儒学对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救弊纠偏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和个体都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和生存问题，人类的公共生活往往陷入“没有沟通的共同体”与“没有共同体的沟通”之中。儒学则强调以“五伦”关系作为关注的对象日日修习履践，相较于现代生活以经济问题作为生活的重心，一方面更能够增进个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他人的爱和尊重，从而增进共同体的相生和繁荣。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提出，儒学作为民族古老的智慧代表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并不存在过时与否的问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论的人性论假设以及由此衍生的“德性优先于知识”的取向、“以义制利”的选择原则、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和希贤成圣的价值诉求等，都有助于化作实际生活的样态，对当代人产生全方位的熏染、陶冶，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决定人的道德人格的生成。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重建公序良俗、优化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围绕“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时代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丹强调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关联。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第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第三，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现代化，是对“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继承发展。第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吸收、借鉴世界一切先进现代化成果，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现代化内涵。第五，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