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初，业师王仲荦教授遽归道山后，山东大学礼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田昌五先生担任历史系的博士点新导师，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点度过了一场危机，我和我的同门又有了新的导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此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可谓至为妥帖、恰如其分！
礼聘校外专家兼任导师
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掌门人是葛懋春教授（他也担任我的博士研究生副导师）。为了让我们这些弟子得到更完善的教育，他主张礼聘一批校外著名专家做兼任导师，共同参与对我们的培养。田昌五先生是一位睿智通达的学者，他原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指导着王震中等学生。当时，一下子接收了仲荦师这么多弟子，而且专业和主攻方向各不相同（齐勇锋、袁刚、谭世保、傅克辉、齐涛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胡新生、江淳、李玉福研究先秦两汉史，王晓毅、于化民和我则侧重思想史），田先生认为凭一己之力难以照顾周全，因而认同历史系的战略思路，同意聘请不同领域的名家硕学为兼任导师。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先生、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等担任齐勇锋、袁刚等的共同导师；王晓毅、于化民和我，则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杨向奎先生（字拱辰）一起指导。向奎师是著名的思想史学者，他作为山东大学历史系老主任、当年“八马同槽”的领军人物，对历史系始终怀有深厚感情，欣然受邀，与昌五师齐心协力，一起承担起培养和指导我们3人的工作。
在向奎师看来，山东大学历史系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一批造诣精深的优秀教师，这是将年轻学子培养成才的坚实基础。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作为当时尚属凤毛麟角的博士生，应该走出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提升学养、打造人脉。在这个过程中，到北京游学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北京是全国的学术中心，大家云集，引领学界潮流。身处其中，方能切实感受学术研究的勃勃生机，发现自己的孤陋寡闻，渐渐找到努力的方向，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预流”。
基于这样的考虑，向奎师为我们设计了1987年到北京访学的计划与具体方案。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我们联系了去北京造访的相关专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包括容肇祖、胡厚宣、张政烺、林甘泉、李学勤、陈高华、叶秀山等著名学者。向奎师讲，每一位专家，我们都要请他们讲半天课；上课的地点，既可以在他们的家中，也可以在他们的办公室，以专家方便为原则。至于讲课的内容，也悉听专家安排，既可以讲专题，也不妨信马由缰式地闲聊。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知识，领略其高明的研究方法，即使只是感受气场的魅力和氛围的熏陶，也会受益良多。山东大学历史系领导对向奎师的这一计划高度重视，并在经费上积极支持，为我们的北京访学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聆听专家学者谆谆教诲
1987年10月14日，王晓毅、于化民和我，加上山东大学历史系1977级系友、中华书局编辑李肇翔，从济南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当时，济南发往北京的列车，每天一趟，夜里11时左右始发，次日清晨7时到达北京站，全程8个多小时。到了北京，通过系友郭德宏先生的介绍，我们入住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社第二招待所的地下室，条件虽简陋，但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食肆众多，这是很大的优势。
10月16日，我们到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聆听向奎师有关整个听课计划的安排。从次日起，我们每天安排半天时间，拜访名单上的老师，听他们讲课。遇到星期天，则不去打扰老师，而是自由活动游览。
我们拜访的第一位前辈是容肇祖先生。容先生成名很早，专业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当时，他年事已高，已退出一线研究领域，进入颐养天年的境界。我此前并未读过他的论著，只是在读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时，在“历代贬孟”条目下，看到陈先生引用过他的文章《朱元璋的〈孟子节文〉》。因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孟子思想的，因此对容先生的大名印象深刻。容先生在自己家里接待了我们三人。没有正襟危坐式的上课，只是闲聊，聊的内容我已经淡忘，只记得容先生说到了书法，还拿出他习写的隶书作品，似乎是临摹《曹全碑》的风格。临别前，容先生还分赠给我们几张他的书法作品。
接下来，我们拜访了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的权威胡厚宣先生，也是到他府上叨扰。胡先生是甲骨“四堂”之后著名甲骨学大家，是《甲骨文合编》这部集大成著作的总编辑。他的讲题为“十年来古文字学与殷商学会状况”。老先生知道我们不是研究甲骨文字的，所以不讲很专业的问题，主要介绍他当年到处搜集整理各地流散的甲骨以及主持编纂《甲骨文合编》的种种经历。我们此次在胡宅听课，最大的收获是增添了不少学林掌故。
我们还拜访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先生，授课地点是他的办公室。陈先生是著名的元史专家，我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期间，就常听黄时鉴老师说起其大名。陈先生是浙江临海人，他得知我是浙江绍兴人，且为黄时鉴老师的学生，显得很高兴。讲课的内容，大致是讲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据于化民记载，重点是谈元代思想史。
此后，我们前往聆听李学勤先生的课程。当时，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的著作《东周与秦代文明》等，我早已拜读过，很是佩服。能够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他的讲课主题是谈古书产生与流传的几种情况，我们听课后的印象是，古书的成书与真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考古新发现对认识古书、深化历史研究很重要，尤其是先秦两汉典籍的考辨、先秦史的研究，如果不懂考古，不掌握古文字，可谓寸步难行、劳而无功。
感受前辈学者治学风范
我们还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林甘泉先生。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专长是史学理论、秦汉史和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他为我们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特征”，这是他后来主编《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一书的浓缩。举凡研究土地制度的重要性、土地制度为何是认识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关键、中国土地制度递嬗的轨迹、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动因、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特点等，甘泉先生皆做了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归纳与分析，重点讲了战国秦汉土地所有制的几个问题。林先生严谨的学风、清晰的逻辑、厚重的学养，都让我们钦佩不已！
10月22日下午，我们前往拜谒张政烺先生。张先生学问渊博、造诣精深，在历史学界有口皆碑！他的学术成果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但可以说篇篇都是精品，像《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宋江考》等，都是研究相关史实不可逾越的参照坐标。我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期间，历史系曾邀请张先生做了一场讲座，主题是考证商代的“■田”。原来按郭沫若先生的权威说法，■田就是集体耕作，证明殷商奴隶制条件下奴隶生产方式。张先生通过对当时天文历法的考证，认为■田不可能是奴隶集体耕种土地，因为在时节上不是耕耘的季节，其本义当为“祭祀田祖”。张先生那次讲座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发凡烛微、提要钩玄，令人佩服不已。我如今有机会当面请教，自是备受鼓舞！听课地点在张先生的家中。张先生温和文雅，说话低声细语，讲课的主题大概是“古代的典籍”，但张先生谈得比较随意，讲到博士生要多多读书、注重实证研究，注意考察史实的细节。总之，治学要力戒空泛。很显然，这也是张先生治学的自我写照。虽然这些都是平常朴素的道理，但仔细咀嚼，又何尝不是正确的治学方法论？
我们在北京访学的最后一课，是1987年10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叶秀山先生主讲的。叶先生是著名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为什么要听他的课？向奎师曾专门对我们作过说明，大意是：研究思想史，如果完全不懂哲学，尤其是不了解西方哲学文化，那就是最大的软肋、致命的短板，就会成为提升研究水平的最大瓶颈。所以，要听听这方面一流学者的课。当然，听一两次课，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秀山先生授课的主题是“西方哲学问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概念与范畴，并对中西哲学的异同点作了要言不烦的阐释。虽说我们当时只是囫囵吞枣、不甚了了，但也感受到了治学的魅力，可谓不虚此行。
大师气象与智者风范
往事如烟，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近40年倏忽而过，我在博士生期间的3位导师已驾鹤西去，而当年在京城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也大多遽归道山，但这段经历始终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并将永远伴随我们的人生旅途。再回首，物是人非，然而有两个特征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第一，真正的大家，其襟怀一定是宽厚广阔的，他们不会对自己的不足讳莫如深，而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尽可能得到多元全面的教育与培养，为此他们为学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这种境界和气象实在难能可贵、令人高山仰止，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是恰如其分的形容。第二，教育的方式是多样的，没有刻板的模式。所谓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上课除了循规蹈矩、照本宣科之外，既可以漫无边际地闲谈，也可以信马由缰地纵论。因为感化挹注、潜移默化，同样是一种教育方式，也许是更好的教育方式。毕竟，文化的修炼和文明的养成，说到底并不是“学”的，而是“熏”的。
向奎师明白这个道理，明明知道容先生早已金盆洗手，政烺先生口才不是十分出色，但他仍然让我们去亲炙他们的教泽。因为，他认为“熏”比“学”更为重要！我们只需要感受这样的气场、融入这样的氛围，也就足矣！
这就是大师的气象、智者的风范！
